我们都已经谈到这一步了,我丈夫的姐姐认为,我的婚姻是一场错误,而且她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。我不知道该哭还是笑,我觉得,这是对我很不愉快的婚姻生活一个冷静的评判。但我能怎么办呢?我告诉自己,成熟意味着镇静自若地接受生活的波折,要在实际生活和理论之间划出一道界限。时间一天天过去,我慢慢地平静下来。我的大女儿黛黛提前进入了小学一年级,她已经会读书写字了;我的二女儿艾尔莎很高兴和我待在寂静的家里;我丈夫,尽管他是大学里最黯淡、最沉闷的人,好像他终于要写完他的第二本书了,这让他的地位比之前更高了;我是艾罗塔太太——埃莱娜·艾罗塔,一个顺从但很悲伤的女人,然而却也在她的大姑子的推动下,也在投入战斗,反抗压制,她也开始默默地学习男性对女性的创造,把古代和现在的世界混合起来。我研究这个问题时,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目的,我只是想对马丽娅罗莎、我婆婆,还有一些认识的人有个交代:我在做事情。
就这样,在苦思冥想中,我从《圣经》的《新约》《旧约》开始看起,到丹尼尔·笛福的《摩尔·弗兰德斯》、福楼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、托尔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,一直到《最新时尚》杂志、马塞尔·杜尚还有其他的能揭示女性问题的材料。慢慢地,我觉得开朗一点了。我在任何地方都能发现男人们塑造的那些机械呆板的女人。我们女人自己什么都没有,我们提出来的那点东西,很快也成了他们的写作材料。彼得罗去上班了,黛黛在学校里,艾尔莎在距离写字台几步远的地方玩儿,我终于感觉自己有一点儿活力了。我斟词酌句,有时候我想象,假如我和莉拉都参加了升中学考试,我们一起上了高中和大学,我们息息相通,携手共进,那我的生活、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会是完美的伴侣,会把知识的力量、相互的理解,还有想象的乐趣融为一体。我们会一起写作,签上我们俩的名字,我们会从对方身上汲取力量,我们会肩并肩进行斗争,那些属于我们的,只会属于我们。女性内心深处的孤独很折磨人。我想,把两个人分开是一种浪费,相互没有参照,没有支撑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觉得好像自己的思想被切成了两半,很诱人,但有缺陷,我非常迫切地希望得到肯定和发展,因为我的这些思想不是很坚定,没有底气。这时我又想打电话给她,对她说:“我想告诉你,我现在反思的一个问题,我们一起谈论一下吧,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。你记不记得,你跟我说过阿方索的事儿?”但我已经永远失去这个机会了,失去它已经有十几年了,我应该学着自给自足。
后来有一天,我正想着给莉拉打电话,就听见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,那是彼得罗回家吃午饭了,他像往常一样,在学校里接了黛黛,两人一起回来。我合上了书和本子,黛黛已经冲进了房间,艾尔莎很高兴地迎接了她。到这个点,她应该很饿了,我知道她会对我喊:“妈妈,今天吃什么?”但在放下书包之前,她喊了一句:“爸爸的一个朋友和我们一起吃午饭。”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:一九七六年三月九日。我调整了一下心情,黛黛抓住了我的手,把我拉到了走廊里。艾尔莎一听到有外人,她很谨慎地拉住了我的裙子。彼得罗很高兴地说:“你看看,我把谁带来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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