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吃早饭时,还有坐车去米兰的一路上,他都在很动情地说着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一段时光——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。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一种非常真切的忧伤,但当他提到现在的革命气氛时,那种忧伤消失了,变得充满热情,我觉得这种热情也是真诚的。这种激情,他说,正在席卷年轻人,还有老人。我一直在点头,打动我的是他的劲头,他想让我觉得,在我面前,他过去的激情又回来了,我对他有些同情。后来,他提到了他的个人经历,我很快推算了一下,眼前的这个男人是五十八岁。
到了米兰,我让他在距出版社没几步远的地方把我放下车,我告别了这位陪同我的人。因为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,我有一点晕乎。在路上,我想尽量摆脱和塔兰塔诺的身体接触带来的不适,但我还是有一种被玷污的感觉,类似于我们城区里的那种污秽。在出版社里,我受到了热烈欢迎,不是几个月前的客气,而是一种愉快和得意的祝贺,好像在说:我们多明智啊,我们料到了你很棒。甚至是接线员也出来向我祝贺,她从电话间里出来拥抱了我,她是唯一真正为我感到高兴的人。那个吹毛求疵的编辑,就是负责修订我的书的人,也第一次请我吃饭。
当我们坐在一个距离出版社没几步远、空荡荡的小餐厅里,他就开始跟我说,我的文字里有一种迷人的东西。在我们吃饭的间隙,他建议我不要躺在功劳簿上,我应该开始着手准备下一本小说。之后他又提醒我,那天三点我要去一趟米兰国立大学,我在那儿有一个读者见面会。这个见面会和马丽娅罗莎没什么关系,这次出版社通过自己的途径组织了一批学生。我问他我到了那里之后该找谁。那个和我一起吃饭的权威编辑用自豪的语气说:“我儿子会在学校门口等您。”
我从出版社拿了行李去宾馆,在宾馆没待几分钟就去大学了。天气酷热难耐,到了大学,我看到到处贴满了标语,还有很多红旗,众多参加斗争的人们,还有一些牌子,上面写着他们的纲领,到处都是大声说话、谈笑和鸣笛的声音,有一种令人焦虑不安的气氛。我在那里转了一圈,想找到任何一个和我相关的东西。我记得,当时有一个黑头发的男生撞了我,他跑过来,匆匆忙忙地撞到了我,打了一个趔趄,等他回过神来,马上就跑开了,就好像有人在追他一样,但他身后没有人。我记得,有一阵阵很清晰的喇叭声,刺破了让人窒息的空气。我记得有一个金发姑娘,身材很娇小,她拉着一个很粗的铁链子,声音很响,她大声对一个人喊“我来了!”,一边催促着。我记得这些,是因为我在等着有人认出我、走近我,我拿出了笔记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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