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莉拉也看了。”他说。
“她说什么?”
“她对那张照片很满意。”
“然而,”帕斯卡莱嘟囔了一句,“他们让人觉得,你还是大学生。你应该写一封信给报纸,跟他们说你已经毕业了。”
他抱怨说,现在《团结报》给学生运动的空间很大,恩佐也表示同意。他们说的话,跟我在米兰听到的差不多,只是用词要粗糙一些。很明显,虽然我是他们的朋友,但我的照片刊登在了《团结报》上,他们想跟我谈论一个适合我的水平的问题,尤其是帕斯卡莱。也许他们说这些是为了打消他们的不安,还有我的忧虑。
我听他们说话,我马上明白,他们的关系因为政治热情而变得坚固,他们上完班经常见面,一起去参加意大利共产党员的聚会,或者其他会议。我听他们说话,有时候出于礼貌也说两句,他们也会回应我,但我没法摆脱我的担忧,莉拉总是那么坚强,但不知道被什么事情折磨崩溃了。我们去圣约翰·特杜奇奥的路上,他们好像为我感到骄傲,尤其是帕斯卡莱,我说的每个字他都在听,而且他还经常通过后视镜看我的反应。尽管他还是用那种权威的语气说话——他是城区的共产党支部书记——实际上,他希望得到我的认可,来增强自己的底气。这也是真的,获得了我的认可之后,他就跟我说,他和恩佐以及其他人要面对的党内冲突,他说,有的人就好像狗腿子——他皱着眉头,用手拍着方向盘——他们等着阿尔多·莫罗一个呼哨,就会跟随他去,而不是打破僵局,直接开始斗争。
“你是怎么想的?”他问。
“的确是这样。”我说。
“你很棒!”他用庄严的语气赞美了我,我们走上了一道脏兮兮的楼梯,“你以前很出色,现在也一样。是不是,恩佐?”
恩佐点了点头,但我明白,每上一级台阶,他对莉拉的担忧都在增加,我也感觉到同样的担忧,他觉得,说这些闲话让他很愧疚。他打开门,大声说我们回来了,然后他指着一道门,透过门上的毛玻璃,屋内透出暗淡的光。我轻轻地敲了一下门,走了进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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