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,我一点儿都想不起来我结婚的情景。当时留下来的几张照片,并没有激起我的回忆,反倒把我的婚礼冻结在几张图像上:彼得罗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,我看起来有些气愤,我母亲被拍得有些模糊,但永远带着她那副不悦的表情。关于这个仪式本身,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,但我清楚记得在结婚之前我和彼得罗长时间的讨论。我对他说,我不想马上要孩子,我要吃避孕药,因为当务之急是要写一本新书。我很确信他一定会答应我,但让我惊异的是,他提出了反对。他先提出了合法不合法的问题,他说,那些药片还没正式销售。然后又说,他听说这些药对人身体有害,他关于性、爱和繁衍说了一大通非常复杂的话。最后他嘟囔着说,假如你真有东西要写,怀孕了也可以写。我很难受,也很气愤,我觉得他的反应,不是一个要在民政局结婚的年轻学者该有的反应。我跟他说了我的想法,我们吵架了。最后到了结婚那天,我们还没有和好,他一声不吭,我冷冰冰的。
还有另一件让人吃惊的事情,那场宴席让我还有些记忆。我们已经决定,登记完结婚,我们和亲戚们打个招呼,然后就回家,不举办任何类型的婚宴。这个选择,是出于彼得罗的苦修主义倾向,我也想表示出,我已经彻底不属于我母亲的世界了,这是我和彼得罗一起决定的。但我们的准则被阿黛尔秘密的策划搅乱了。她把我们拉到了她的一个女性朋友家里,说是要喝一杯,庆祝一下。但到了那儿,我和彼得罗发现,自己变成了一场盛宴的中心,那是佛罗伦萨一间非常奢华的居所,来宾中有艾罗塔家的很多亲戚、他们认识的很多名人,以及身份非常显赫的人,他们一直待到晚上。我丈夫脸色阴沉下来了,我很迷惘地问,这是为什么?这是一场庆祝我的婚礼的宴席,我只邀请了我父母和弟弟妹妹。我对彼得罗说:
“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吗?”
“不知道。”
刚开始,我们一起面对这个局面。但很快,他就摆脱了他母亲和姐姐,因为她们想要把他介绍给这个介绍给那个,他躲在一个角落里,和我的父母待在一起,一直在和他们聊天。刚开始我有些不自在,但只能顺水推舟,慢慢地习惯了我们落入的陷阱,但后来我渐渐觉得很兴奋,因为我面对的那些人是有名的政治家、高级知识分子、年轻的革命者,甚至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诗人和一位小说家,他们都对我和我的小说表示出极大的兴趣,他们赞扬了我在《团结报》上发表的文章。时间飞快地过去了,我感觉自己完全融入了艾罗塔的世界。我公公甚至把我拉到他身边,很客气地问了我关于工厂工作的问题。很快,有很多人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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