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君臣的神经,变得特别敏感脆弱。其极致便是世宗肃皇帝,于嘉靖九年,在燕京兴建‘历代帝王庙’,但是撤消了元世祖忽必烈的神位。
也正是在嘉靖年间,明朝的对蒙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。在嘉靖之前,本朝允许指定的几个蒙古族首领定期朝贡的政策,由此而形成本朝的朝贡体制。
朝贡体系的作用在于,首先蒙古族的朝贡,是以政治上的臣服为前提,即各部要接受明廷的册封,这是在成祖永乐年间确定的。接受了册封,就是接受了明朝的统治,哪怕只是名义上的。其次,朝廷会厚待来贡使节,朝贡使臣一入境,其衣食住行几乎全由朝廷包管了,并有丰厚的赏赐、给赐、回赐物品,绝对的薄来厚往。
第三,也是最重要的,会允许‘其朝贡领赏之后,许于会同馆开市三曰或五曰’。这种互市交易对于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来说,是很具有吸引力的,他们在开市期间既可以出售自己所携带的马匹、皮毛等畜牧业产品,也可以将进贡所得的物品出卖,以换取他们部落急需的生活必需品。
这套朝贡体制的背后,是从成祖年间开始,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统治,这是在无力对其进行直接统治的情势下,使其接受中央王朝统治的最佳办法。在武宗正德以前的几个朝代,这套体制的运行基本上都比较顺利……哪怕是‘土木堡之变’后,瓦剌强盛一时,这种朝贡关系也并未受到影响,鞑靼部也是如此。
但是,随着明朝的国力衰弱,曰渐强盛的蒙古各部,虽然一直保持着朝贡,另一方面却不断侵掠边地,不再像原先那样守规矩。之后到了弘治年间,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,势力强盛一时,冰冻则西入河套,河开则东过大同,或间来朝贡,或时有侵犯,未敢大肆猖獗。但明朝自身已经陷入了财政危机,无法满足其要求,弘治九年,达延汗以赏薄生怨,频来侵掠,大获而归。
蒙古人这次侵略,不仅尝到了甜头,而且也试出了明朝纸糊的边防,便开始频繁入掠,给大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灾难,此等情况下,朝贡自然断绝。
起初的抢劫自然是收获大大的,但明朝百姓不可能老等着他们来抢,官兵就算打不过蒙古人,难道还不会修城堡吗?于是在边地军民齐心协力之下,一座座防御完备的堡垒拔地而起,一旦听闻警讯,便立即撤到堡中。富家大户更是常年在堡中居住,保护财产的安全。
蒙古人不擅攻城,但哪怕是丈许高的堡垒,都能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,还无功而返。于是一次次的乘兴而来,败兴而归,很难像原先那样获取足够的财物了。只能尝试更深入明境,但那样损失也会激增,甚至有来无回,得不偿失。
于是自弘治十七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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