揠苗助长,没有任何好处。所以还是按部就班的来,别小看只为他们缩短三年五年的工夫,将来就是无与伦比的优势。
在政治之外,工商业的布局更是紧锣密鼓,虽然大明的工商业在蓬勃发展,但问题亦很严重。要说明的是,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上个高峰——宋朝时期,官营经济占据主导地位,民营只能是补充而已。但到了本朝,情况发生了变化,一个重要特征就是,私营工业占据了生产的决大部分比例,官营工业基本上无法与之相比。
本朝整个社会呈现的景象是,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,而官营工业不断萎缩。比如丝织业,官营的三大织造局,每年有十万匹的造解任务,以供上用赏赐。其实负担并不是很大,因为仅苏州一地,每年就能生产过百万匹的丝绸。但即使这样,织造局也很难完成造解任务,有时甚至完成不到一半。与旺盛的民营织造能力,形成了悬殊的对比。
而且与人们曰常认知相反的,官营的织造质量,也远远不如民营,以至于每每御用之物,尽数委托民间,不敢自己动手。
再比如官营织染局,在成、弘以后,就逐渐衰落了,其规模不要说与芜湖相比,就是比起江浙一带的私营染织场,也是远远不如;还有制瓷业,民窑发展的非常快,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,以青窑为例子,官窑每座烧盘碟器皿二百多件,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。景德镇的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三四倍。
沈默做过统计,嘉靖四十三年,景德镇的三千座窑中,官窑仅有百余座。崔、周、陈、吴四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,质量更是远远超过官窑。
甚至连历朝历代严格控制的采矿业,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总的看来,明代的矿禁政策,并不是很严厉,除金银外,很早就开放民营;官矿、官冶虽有起伏,但宣德以后,总是下降的趋势,正德以后更是迅速衰落,以至大面积停闭。大约只有云南等少数省份的官矿,仍然坚持运营,但也没什么大出息了。
而与此相反,民营铁业得到迅速发展,芜湖已逐渐成为民间冶炼中心,专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。如著名的濮万业钢坊之类的私营大钢场,仅芜湖一地就有十几家,每一家都生意兴隆,负担着全国半数的钢铁供应。
就是禁止民间开采金银矿,也造成了一纸空文,因为矿区大都在深山之中,想禁止盗挖几乎不可能。事实上,‘盗矿’之事,遍及各省。他们有的是在深山偷挖,有的则凭借势力占领官家的矿场,有的更建立武装公然和官府对抗,比如衢州矿乱,就是典型的例子。而且这种例子并不罕见,在广东、四川、云贵等地,比浙江还要厉害得多。
最后,连几千年来,都被当成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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