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,昌化的土豪恶霸固然很多,泼皮刁民同样也不少。很多骨头最硬的佃户,居然已经七八年没交过租。而各种“抢米吃大户”的事情,也是年年都有,屡见不鲜。一旦遇到年景差的时候,地主们的收租总是会搞得好像鬼子进村一样,一路上到处被埋伏打闷棍,那些打手管家当真是在用生命帮主子收钱……
按照最近收集到的信息,王秋隐约地感觉到,最近这些年以来,昌化这地方的地主和农民们,似乎在连绵不断的互相攻杀之中,达成了一种貌似很“和谐”的动态平衡——双方都已经杀得快要杀不动了。
虽然就浙江全省而言,并不是每个地方的阶级矛盾都像昌化这边一样突出,但情况肯定也不会很好。
说起来,浙江农村社会的阶级矛盾,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严重,至少在清末的时候,情况大致还算勉强可以。毕竟,江南素来是中国的精华之所在,城市工商业发达,乡下盛产稻米、棉花和丝绸,在整个明清时期,一直相当富庶。即使是在近代前期,被洋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,依靠出口丝绸、茶叶和瓷器,浙江的经济状况也还不错。民国前期利用一战的东风,甚至曾经有过一段相当兴旺繁荣的时光。
虽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里,名义上的租子也有五成以上,但实际收缴的时候往往会打个折扣。如果佃农比较刁蛮,而地主却比较软弱的话。那么实际地租甚至有可能降低到30%左右。有些地方的佃农,连年累月地赖账不交租子,地主也捏着鼻子忍了——因为他在上海、宁波的工厂商行。收益百倍于老家乡下的那点田地,实在是犯不上为了这么一点地租而兴师动众,到乡下去大打一场……
但是,需要注意的是,当时压在浙江农民身上的负担,可远远不止地租这一项而已——作为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地方,浙江农民们的农具、肥料、种子往往都要赊账借贷来购买。缴纳的利息就不是一个小数目。
问题是,到了民国中期,进入三十年代之后。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,作为全国最开放的前沿地区,浙江也越来越被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倾销狂潮所害——很多时候,粮食倾销对一个国家而言是致命的!
例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。中国的农村就处于一个非常荒诞的局面——最初两年。长江以北赤地千里,长江以南洪水滔天,饥民倒毙于路途,自然是惨不忍睹;到了1932年和1933年,气象灾害基本结束,江南地区和全国大部分省份普遍丰收,稻米小麦堆积如山,但却被从上海倾销的洋米洋面冲击(那时候正值美国大萧条。玉米腐烂在地里,牛奶往密西西比河里倒。出口农产品自然便宜得很),于是在市价上,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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