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诸位从赣南闽西山沟沟中走出来的红军战士们眼里,村舍相望、人烟稠密的上海郊区,已经称得上是繁华富庶之地。但在诸位穿越者看来,依然是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破败、衰颓和凋敝。
“……从这里一眼看过去,似乎比传说中的印度贫民窟还要糟糕……”马彤学姐嘀咕说。
—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,同样也没有放过苦难深重的旧中国……相反,随着欧美列强的经济恶化,国门失守的中华大地进一步成了转嫁危机的牺牲品,在经济上受到沉重打击。
首先是外国的工业品和农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,导致贸易逆差大幅上升,在1932年达到亿元,为近代历史之冠。其次是由于没有农业保护政策,中国农民在外国粮食竞争之下大批破产,全国超过半数农户严重负债,阶级矛盾极度激化,工农红军的力量因此在农村得到了迅速扩张。第三是让中国民族工业遭到了极为致命的打击——经济危机发生后,西方列强为转嫁经济危机,一方面援引不平等条约向中国输入资本,纷纷在华设厂,企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,加紧向中国市场倾销商品。另一方面,各国奉行“各自求生”,“以邻为壑”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,让中国的民族工业企业出口困难。
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,原本就处于幼稚期的民族工业,根本无法与成熟的外资企业相抗衡。很多民族企业陷入窘境,奄奄一息……为了提升与外国资本的竞争能力。民族资产阶级通过兼并、联营等活动,不断集中和扩展产业资本。积蓄民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力量。但问题是,民族资本主义的挣扎最终是“胳膊拧不过大腿”,敌不过帝国主义列强和国民党“四大家族”买办势力的内外夹攻……
更可怕的是,就在农村破产、城市失业的同时,一场又一场的水旱灾害还在不断袭击着苏北、中原和湖广的乡村地区,各地的水利设施又因为战乱动荡而长期失修,从而进一步增加了灾难的破坏力。
在上海郊野的乡村,到处可见那些外地涌入上海的逃荒难民,他们或许是被上海滩十里洋场灯红酒绿、遍地黄金的繁华传言所引诱。想要在这大上海谋一碗饭吃,却不知上海也不是什么乐土——到1934年底,仅上海一地就已有至少上千家企业倒闭,失业人数更是达到了六十万之多……于是,沿着通往上海的几条主要公路和铁路,随处可见逃荒难民的简陋窝棚。由于找不到工作和落脚地,他们只好流落在附近的村头巷尾、郊野田埂、轨道沟穴之旁,人人骨瘦如柴,啼饥号寒。嗷嗷待哺。到处哭声震天,饿殍载道,窝棚内外蚊蝇成群,便溺满地。一幅惨绝人寰的情景,简直是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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