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……事实上,导致巴黎公社覆灭得如此迅速的直接因素,就是法兰西银行的钱!”
对着一众红军将领,杨教授说出了这样一个有点让人难以相信的答案,并且随即作出了解释,“……须知,任何一个政权,如果想要有组织地运转国家机器,都需要钱。没有钱就无法调动各种资源,也无法进行战争——巴黎公社的覆灭就是一个血的教训。
在巴黎公社诞生的时候,处于它控制之下的法兰西银行,正是巴黎金融业的核心,当时的巴黎不仅是法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,也是整个欧洲大陆的金融中心。它发行的法郎是法国的法定货币,它握有的外汇和黄金是法郎国际购买力的保证,它出售的债券享有最高的信用级别,也是法国政府获得资金的主要渠道。
然而,掌握巴黎公社经济政策的那一派领袖,却十分幼稚地认为,巴黎公社的目标是巴黎的地方自治,而不是成为法兰西的中央政府,因此无权也没有必要接管作为中央银行的法兰西银行。这些有着道德洁癖的革命者们,就这样任由这个银行掌握在与反动派有着密切联系的银行家手中,从而铸成了致命的大错。
巴黎公社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,谁掌握了法兰西银行,谁就掌握了法国的经济命脉。这条命脉既决定了资源由谁调配,也决定了国家机器为谁服务。所以这不但是一个经济上的错误,更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。正如恩格斯所说,假若公社用暴力接管法兰西银行,‘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’!
他们更没有意识到,不事生产、巧夺豪取的金融资本家跟无产阶级政权之间。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天然矛盾,即使在其他资本家都已经屈服的情况下,金融家依然会疯狂地跟无产阶级革命者战斗到最后一刻!
结果,在巴黎公社存在的两个多月时间里,法兰西银行账面上仅现金就有数十亿法郎。而公社只从法兰西银行弄来了十分可怜的1600万法郎借款——公社没有接管法兰西银行。结果就是守着金饭碗挨饿,而且无法迫使以罗斯柴尔德为首的银行家们向凡尔赛政府施压,逼迫他们和巴黎公社和谈,反而让银行家们有机会向凡尔赛汇去2亿多法郎!有了这笔巨款,凡尔赛政府才能“重赏之下必有勇夫”,大把撒钱招兵买马。在原本仅有一万多残兵败将的基础上,只用了很短的时间,就重新集结起十一万大军向公社发起反扑!
另一方面,也正是因为这些国际银行家的穿针引线、劝说施压,才迫使已经兵临巴黎城下的俾斯麦首相和威廉皇帝,向法国政府让步——不仅就地遣返了数万名法军战俘和保持“中立”的配合。让法国政府获得了宝贵的兵员补充,甚至允许凡尔赛方面的法军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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