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4年的12月岁末,刚刚在爆炸和蘑菇云中度过圣诞节的上海市民,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震怖与惊吓。
——寒风凛冽的黄浦江畔,上海外滩的繁华大街上,在无数市民的围观之中,数以百计名震一时的沪上名流,被红军战士用卡车运出淞沪警备司令部,以尸体的形式被挂在外滩的每一座路灯上!
在这些被“挂路灯”的士绅名流之中,既有黄金荣、张啸林这样的黑帮大佬,也有工部局总董事劳诺德这样的殖民官员,但更多的则是江浙财团的虞洽卿、钱新之、王一亭﹑吴蕴斋、李馥荪、周作民,各大洋行的马易尔,刘礼士,杨宁史等金融投资界人士……如果说,昔日的上海滩最引人注目的风景,就是外滩那一排鳞次栉比的银行大厦,那么此时另一则吸引人眼球的新景色,则是吊满路灯的银行家了!
然后,为了彰显出这场集体处决的正义性,在每一位沪上大亨悬挂着的路灯杆子上,红军的政工人员还贴上了描述他们生平罪状的告示贴纸——投机倒把、囤积居奇、制造股灾、祸国殃民……至于最严重的罪名,当然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指使之下,收买反动势力,大肆屠杀了数以万计的革命群众!
总之,这帮银行家都是世界上最贪婪最邪恶的魔鬼,罪无可恕、死有余辜!挂路灯都是便宜他们了!
望着被挂满了外滩每一座路灯的银行业同僚,还有红军在各大银行焚烧账册和钞票的缕缕黑烟,如今被挂上了“上海苏维埃银行筹办顾问”头衔的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,一方面既带着几分逃出生天的庆幸,但另一方面也是不胜唏嘘。“……这可真是‘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’啊!”
“……你这是在把红军比作黄巢吗?”站在他身旁的杨文理教授,回头瞥了张嘉璈一眼,“……那么,不知在张先生的心目中,谁又是唐僖宗。谁又是田令孜、李克用和朱温呢?”
——总的来说,对于这位被后世誉为“才自清明志自高,生于末世运偏消”的“中国现代银行之父”张嘉璈先生,杨文理教授从本心上来说并没有多少好感。
首先,在当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中,张嘉璈也半推半就地掺了一脚。手上同样沾着革命者的血。
其次,张嘉璈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,在政治上是个亲日派,而且极端地热衷于日本文化,迷信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实力,甚至平时穿和服、着木屐、说流利的日语。完全一派东洋作风……这在二十一世纪倒是没什么,但在这个中日矛盾极端激化,悲壮抗战即将爆发的年月,可就显得很碍眼了。
幸好,在穿越者们给张嘉璈看了许多揭穿日军内部黑幕的书籍刊物,比如《大日本帝国皇军の贪腐小史》、《中二病才能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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