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主要工作,恰恰是在贯彻执行朝廷政策上,尤其是胡民汉化的大政上。
与榆林道那边浮于表面,流于形式,善政变恶政不同,对山阳下辖的胡民部族的消化吸收,是落在实处的,汉化的进程,在最近十年中,也有了巨大的进步。
到开宝二十一年,几乎所有的塞北部族,都在官府的推动下,实现了编帐齐民,彻底纳入朝廷的管辖之下,详细的税收制度也切实地推行开来。
与过去相比,胡民的生产力,也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,而除了生产活动方式以畜牧为主之外,这些胡民与大汉底层的那些农民,从本质上来说,已经趋于一致。
汉语的推广,进展同样是突飞猛进,至少那些年轻人,已然习惯了说汉语,不管是对官方,还是对民间,这都是一个最实用也最能保障自己利益的工具。
至少,不会说汉语,是容易受骗,在塞北闯荡的汉人乃至汉吏,可不都是善男信女,过去有许多胡人就因为不通官话,遭受损失。
利益的驱动下,胡民也不得不逼着自己去懂汉话,即便不会说,也要听得懂。而原本荒言野话,也只成为一种地方土话了。
时至如今,倘若在塞北的部帐、集市中,听到一干胡民说着夹生的汉话,是一点都不值得奇怪的。
相比之下,汉字的推广,则仍显落后,但这也国情所限,语言是基本问题,文字则要高级些,连汉民都有大量的文盲,何况胡人。
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,汉服的推广,也没有强行推动,赵武灵王有胡服骑射,刘皇帝倒也不至于在漠南搞倒退。
但是,在胡人的上层人士中,尤其那些向大汉臣服,被朝廷吸纳的首领头人,都已经习惯穿汉服,毕竟,他们脱离了基本农牧劳作,属于知礼节的阶层了。
可以说,汉话、汉字、汉服这三件事,做得最彻底,最有成效,也最有意义的,就是对汉话的推广,刘晞也把几乎一半的精力都放在此事上。
与榆林那边的一团乱麻相比,漠南地区的欣欣向荣则完全衬托出来了。当然,两者之间出现如此大的差距,也是有其内在原因了。
官府在当地的力量是其一,朝廷的重视程度是其一,部族成分、历史因素也是其一。与党项人的抱团排外不同,漠南胡民来源众多,成分更杂,并且,在汉辽大战的过程中,被摧毁了一遍,大汉是从头开始在漠南建立起自己的统治。
漠北有契丹威胁,朝廷在漠南又驻有重兵,掌控能力很强。而那些归服的部族,一部分是朝廷北伐中征服的,一部分是在漠北大乱南投的,这些人,对于朝廷与汉军的强大有更深刻的认识,再加上受到辽国时代统治潜移默化的影响,对于汉化的抵触,并没有那么深。
而不服反抗的,要么被消灭了,要么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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