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清之行,到川蜀叛乱,虽然样本不算多,但皇帝刘旸倒也勉强触及到了问题的根本,当然不是土地矛盾、生产所有制上的根本问题。
而是,刘旸深刻地意识到,吏治不清,皇帝的权威不固,就别提什么改制改革,再实惠考虑再周全的政策,都别想落实好。你以为的治病良药,落到平民百姓身上可能就是要命的毒药。
也是基于此点认识,刘旸开始从“税改”的窠臼中摆脱出来,开始跨步前行,有力出击,真正从吏治着手,开始收权立威。而人事权,在任何国家、任何体制中,都是最核心的大权,刘旸当然要收到手中。
当然,要实现这个目的,不是靠简单粗暴地免些官、换些人就能实现的,如果新上任的官员与前任一般,那也只是白费功夫,反而造成政局动荡。
因此,针对前前后后、反反复复由内外臣僚们上奏提出的“税改之弊”,刘旸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正意见,而这些根据实际问题、弊病提出来的政策意见,则在不断的完善之中逐渐形成刘旸的施政纲领。
总结的来说,就是“肃清吏治,加强监察,与民以惠,保证公平”。治政先治吏,安邦先安民,人治社会中以人治思想政策治国安民造成的问题,终寻求以人治的方式去解决。
这条路终点难说何方,最后也未必走得通,但随着刘旸抓住“重点”,至少眼下,是以一个稳健有力的步伐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前进。
雍熙元年的皇帝刘旸很辛苦,除了军国大事的处理,他将很多时间,都花费在官吏的考核教育上。
外放的朝官、进京戍职的地方官,从知县令长起,他每个人都要亲自接见,考察他们对履地政治民情的了解,听取他们的施政想法,同时交待他自己的用政理念。
皇帝都亲力亲为到这个地步了,自然是有效果的,正是在这样的苦心孤诣、呕心沥血之下,属于雍熙皇帝独有的权威自内而外开始建立,也是皇权也开始起步反击。
而地方上的官僚们,或许不会在意民间疾苦,但一定在意自己的权势与官帽子,皇帝也通过这场政治整风,让他们清醒得认识到,哪怕天高皇帝远,紫微城中的雍熙皇帝依旧是能掌控他们前途生死的人,不要失了敬畏之心。
刘旸也向他的臣僚们传递着一个态度,清廉自守,尽职做事,那就无事。想要进步,则做当下最重要的事,释民怨,安民心,卫公平。
当然,刘旸能这么做,掀起这样一场政治改革,也是有足够基础的。首先,类似的“整风运动”在世祖皇帝时代并不少见,大汉的臣民对此也是“有见识”的。
其次便是刘旸是从一个实权太子进化成皇帝的,除了母族等外戚力量的支撑,三十多年间以东宫僚属为核心也培养了大量人才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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