压地方、平复骚乱上很有手腕,任上也有不少业绩,但此前也屡屡传出一些扰民行为以及个人作风问题,这让一世英明的张齐贤脸上无光,想亲眼去看看。
其二则是张齐贤打算对大西北再进行一次考察,如今脱离了相位的限制,得到空暇,他要对此前治政过程中忽视的一些问题进行一番总结。
对于大西北,从世祖皇帝起,就一向格外重视,深以为虑,毕竟曾经失落于中国两百年,在饱受吐蕃、回鹘等蛮邦夷国的侵蚀后,汉家文明想要恢复文明、重新扎根不难,但要清除那些历史遗留问题,尤其是一些隐藏于汉化的之下,表面顺汉,实则反汉的一些问题,风俗问题,民族问题,以及宗教问题。
往前倒推四十年,即便抛开西征带来的影响,西北都是大汉帝国最不安稳的地方,也是朝廷重点经营巩固的区域,从世祖到太宗,乃至现如今,都是如此。朝廷在西北投入的资源,耗费的国力,也要超过漠南、辽东、西南诸方向。
在这个过程中,西北也崛起了不少能臣干吏,不管发生了多少乱子,又被朝廷折腾得多厉害,又进行了怎样的清洗,“西北系”的勋贵、官僚都是帝国凝聚力最强的一个派系,在大汉帝国的政治舞台上,永远不缺乏他们活跃的身影。
同时,西北系或许也是帝国最开放、最不排外的一个派系,因为众多勋贵、官僚本身就属于“外来者”,而过去几十年,西北的政治领袖们,如卢多逊、王祐、王明等,无一不是出身外地道州。
几十年来,自道司以下,有太多外地豪杰俊才,在经过大西北的艰苦磨砺之后,脱胎换骨,成为帝国的栋梁与榱桷。
而张齐贤,恰恰就是西北系出身,二十多年前拯治榆林的经历,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宝贵的一份资源。在朝,张齐贤或许难以压制住众多的势力,但在西北派系,至少在西北的文官系统内,他也是一方扛旗大佬。
并且,自榆林之乱以来,更准确得讲应该是朝廷全面停罢西征大政,整饬弊政,改革民生以来,西北又有差不多二十年没有出现过大乱子了。
对此,张齐贤既欣喜,又不免心存隐忧,他可太了解西北地区的特殊性了,作为帝国民族成分、风俗情况最复杂的地区之一,这里天然就存在动荡与骚乱的因子。
脱离了西北多年的张齐贤,也不得不居安而思危,尤其在皇帝刘文澎不大让人放心的情况下。
如此,便促成了他晚年的这次西行,他入仕四十余年,为国为民,辛苦了一辈子,早就习惯了,真让他晚年默默垂老,直至离世,那也是做不到的。
而张齐贤在晚年的这次西行经历,最后被他写成了一本书:《饶阳公西游记》。
从后世来看,这不仅是一份考察旅游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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