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着前方大军的节节胜利,后方民间似乎也出现了种种风潮和呼声,无非就是各种拐弯抹角的劝进和更上一部的乐观之言。
其中也有一些不怎么和谐的,就是有人在试图大声呼吁和号召、煽动舆论,来反对和抵制刚刚在腹心六州颁行的《分户令》,虽然目前只限定与城邑外的广大乡里所在;
理由是这样做会破坏当地沿袭日久的公俗良序,和自古来忠孝义悌的时代传统,乃至分门别户而令广大人家骨肉疏离渐远,最终令老有所养少有所赡的宗姓聚居之族,一朝崩坏而再也不可收拾;甚至有残民间亲之嫌而为古时暴秦之患,而难为长久之治世。
说白了,就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不愿意放弃在传统宗族和乡党体制下,各种籍以礼教和孝道为名的隐性特权和主导舆论的解释权。不过,他们既缺少足够的群众基础(大量外来移民屯庄和编管地是不在乎这些东西,乡村里仅有的宗族残余也只剩下一些偏远、荒僻的边角地区),也没有多少可以发声的舆论渠道(无论是文抄、小抄还是各种书籍,大多要经过审查),而只能亲自在一些公众场合发出一些牢骚和非论而已,
所以只是派人制造新的话题和热点,带上一波节奏之后就已然消弭下去了。
虽然前一轮轮进言书的风潮再次被抑制下去了,但是通过这次建议讨论订立“国是”的前后,却是让我发现随着这些年的直接或是间接扩张,淮镇治下和体制内部也委实用过各种渠道和途径,聚集和吸纳了不少南北士人;
当然了,因为淮镇体系的特殊性和军队有限的侧重,他们主要都集中在相对次要一些的文教和宣传部门比较多。
虽然我从先天情节和立场上不怎么鸟这些旧式文人,但无论是宣贯淮镇理念和新思想的南北论战,还是接下来计算和订立新历法的宣传推广,都少不得他们出力和参与的机会;作为一个比较合格而能够团结和发动、利用大多数的上位者,我也只能捏鼻子有限容忍和相对宽大的,接受他们继续存在下去的部分合理性了。
当然了,必要的隐性限制和渐进改造,还是时常的鞭策和敲打,还是必不可少的,不然其中一些擅长嘴炮大道理的家伙,一不小心就很容易给你带歪道沟里去了。
这些年时间收录的士人名单,及其粗略的表现和评定。再配合他们的出身背景和社会关系,就会发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,乃至其中一些似曾相识的人名了。
好吧,我的麾下不知不觉之间,还是聚拢了一些地方士人的。
比如,人称白水先生刘勉之,建州崇安(今属福建)人。据说是因为厌恶科举,一生不仕,闭门讲学。不过在另一个时空,他门下徒弟中有一个叫朱熹,就实在是大大有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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