聪明才智之士,勇武有力之人,极大多数是积极进取的。道德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两类: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,是好人;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、物质欲·望,而损害旁人的,是坏人。好人或坏人的大小,以其嘉惠或损害的人数和程度而定。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,于是不断有人想取而代之;有人想进行改革;另有一种人对改革不存希望,也不想和当权派同流合污,他们的抉择是退出斗争漩涡,独善其身。所以一向有当权派、造反派、改革派,以及隐士。中国的传统观念,是鼓励人“学而优则仕”,学孔子那样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,但对隐士也有极高的评价,认为他们清高。隐士对社会并无积极贡献,然而他们的行为和争权夺利之徒截然不同,提供了另一种范例。中国人在道德上对人要求很宽,只消不是损害旁人,就算是好人了。《论语》记载了许多隐者,晨门、楚狂接舆、长沮、桀溺、荷丈人、伯夷、叔齐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连等等,孔子对他们都很尊敬,虽然,并不同意他们的作风。
孔子对隐者分为三类:像伯夷、叔齐那样,不放弃自己意志,不牺牲自己尊严
(“不降其志,不辱其身”);
像柳下惠、少连那样,意志和尊严有所牺牲,但言行合情合理
(“降志辱身矣,言中伦,行中虑,其斯而已矣”);
像虞仲、夷逸那样,则是逃世隐居,放肆直言,不做坏事,不参与政治
(“隐居放言,身中清,废中权”)。
孔子对他们评价都很好,显然认为隐者也有积极的一面。
参与政治活动,意志和尊严不得不有所舍弃,那是无可奈何的。柳下惠做法官,曾被三次罢官,人家劝他出国。柳下惠坚持正义,回答说:“直道而事人,焉往而不三黜?枉道而事人,何必去父母之邦?”
(《论语》)。
关键是在“事人”。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,非事人不可;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,不以功名富贵为念,虽然不得不听从上级命令,但也可以说是“隐士”——至于一般意义的隐士,基本要求是求个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。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,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。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,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。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,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,只有刻划人性,才有较长期的价值。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,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,过去几千年是这样,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。任我行、东方不败、岳不群、左冷禅这些人,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,而是政治人物。林平之、向问天、方证大师、冲虑道人、定闲师太、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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