秉公兄不要跟女人一般见识,咱们永远是朋友。愚弟也看出来禁烟是一场闹剧,据听说我那个亲家屈福录在出任禁毒委员会主任期间,光毒贩和瘾君子家属行贿的银元就装了几老瓮。这才是很少一部分,不知道亲家把这几老瓮银元怎样处置?”
姜秉公又恢复了他那盛气凌人的天性:“所以我说,经营大烟根本不存在什么风险,杀人的事老兄绝对不拉贤弟一起作案。宜章村离大路较近,又不容易引起官家注意,这阵子收购大烟是绝佳时期,因为再没有人收购,大烟的价格非常低。毒品永远是紧缺物资,只要收回来保证挣钱。”
这是两个月以前的事,姜秉公终于把董银贤拉上了贼船。虽然没有什么契约,姜秉公跟疙瘩的生意又主动合为一体,反正大家都为了挣钱,没有必要较真。董银贤每天带两个人站在官路上,树上贴一张收购大烟的告示,遇见过路的农民就宣传,宜章村收购大烟。农民们一传十、十传百,很快就传得家喻户晓。当然姜秉公也不会那么傻,不可能在村里开秤,当年几乎村村都有烂土窑,无人居住的土窑门口都长满大树,农民们背着褡裢从官路上走过,只要是出售大烟的,立刻就有人带路,交售完大烟农民们数了数到手的银票,发觉比往年少了许多。
后来发生的事情前边已经有所交代,没有必要赘述。随着第一批大烟调往长安,姜秉公知道禁止大烟的闹剧已经结束,便公然把收购摊点摆在官路上,春节前又重新在狮泉镇设点,耿团长打着酒嗝从姜秉公家的客厅内走出,看见姜秉公门口摆一张桌子,桌子上放几杆秤。桌子旁边摆几条大瓮,烟农们有的背着褡裢,有的赶着毛驴,还有的人干脆把大烟揣进怀里,交售大烟的数量不等,百十斤的、几十斤的、几斤的甚至几两的都有,看起来公平交易,抬秤、提秤甚至等子(精确到钱的小秤。当年的老秤一斤十六两、一两十钱)都有,实际上烟农们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,验级、评等级都由收大烟的说了算,卖了总比不卖强,谁能弄清楚大烟究竟值多少钱?吃亏的永远是老百姓。
纸币的贬值速度让人恐慌。抗战胜利那阵子,两元纸币兑换一块银元,这才过了半年,一块银元就能兑换五元纸币。李明秋从长安汇款全部都是纸币,姜秉公对纸币特别不信任,把纸币兑换成银元成为当务之急。烟农们也不喜欢要纸币,不要纸币没有办法,收购大烟没有那么多的银元。
姜秉公专门去了一趟白水,请银行行长吃饭,愿意用六块纸币换一块银元。
对行长来说,这的确是一笔不错的生意。好像官家纸币的汇率相对而言没有市场贬值得那么快,光吃差价就能有一笔不小的收入,虽然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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